前日接到《半岛都市报》记者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蔡元培先生逝世70周年座谈会，开始并不在意，匆忙之中随意翻阅了蔡先生的介绍资料，却不想有意外发现，蔡先生逝世纪念日居然与我的父亲是同一天！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蔡元培和孙寿甡两个似乎并不相干的人，却都对青岛观象台的发展付出过毕生的努力。谨以以下介绍，勾起大家对两位先生的回忆，以此怀念逝去的先辈们，也深切怀念我的父亲……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鹤卿，号孑民，伟大的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先生虽不像二十世纪30年代那些曾客居青岛的文人墨客以美文使青岛誉世，但他却以自身的学养和地位对青岛观象台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心意。

据史料记载，蔡先生与青岛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1903年6月13日，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开会时因琐事发生冲突，争执不休。当时作为副会长和评议长的蔡元培先生愤而退席，遂于6月15日离沪来到青岛。蔡元培到青岛后，在陈梦坡介绍下先跟《胶州报》的创办人李幼阐学习德语，后李因忙于工程事业和报纸，无法授课，遂又推荐一德国传教士代之。蔡元培在青岛除学习德语外，还进行学术研究，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由日文译出德国哲学家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售于商务印书馆出版。根据蔡先生回忆，因为当时没有参考书，加之心绪不宁，“所译人名多诘屈，而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常欲于再版时修正之”。蔡元培来青不到一个月，上海即发生“苏报案”，邹容、张炳麟被捕入狱，《苏报》被封，爱国学社停办，蔡元培因在青岛躲过一劫，9月初蔡先生返回上海。

青岛观象台是远东三大观象台之一，在近代中国气象、海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之后，任命著名气象学家蒋丙然先生作观象台台长。1928年蔡元培担任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负责指导、联络全国研究事业。期间成立天文研究所，聘请陈遵伪、高平子为研究员，张云、赵进义、蒋丙然、张钰哲为特约研究员，任命余青松为所长。1929年4月20日，青岛被确定为特别市以后，对市政机构重新调整，南京国民政府派陈中孚前来接收青岛，当时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亲自写信给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请他电告陈中孚不要因为政权更替而撤换蒋丙然的台长职务。

另外，还有人提出把青岛观象台划拨教育局，蔡先生获悉后，一天内两次打电报给当时的青岛特别市代理市长吴思豫，坚决反对观象台隶属教育局。蔡先生认为，青岛观象台与一般政府机构不同，事关市政、航政，主要从事专门学术研究与应用，教育局乃为普及教育而设立，大学虽然也属教育的一部分，但因其偏重学术之故，通例不受教育厅或者教育局管辖。观象台既然不在教育范围以内，更不可隶属于教育局；同时观象台台长的资格，等于大学教授，所以各国地方观象台台长，均由中央观象台任命，而台长的地位，在特别市应该与各局长平等。如果隶于局长之下，则绩学之士将不肯屈就，而台务将无进步，影响气象学术的发展。观象台长应直辖于市长，同时告诫吴思豫以后凡涉及观象台台长人选必须征求中央研究院的意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青岛观象台经费不足，蔡元培与竺可桢两先生多方筹措，除了从中央研究院的天文、气象两所每月各拨500元予以补助外，还多次运动青岛历任市长，为观象台筹措、增拨经费，使青岛观象台业务得以顺利发展。

孙寿甡（1938.8.15-2006.3.5），原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台长，1958年开始在青岛观象台工作，历任见习员、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台长，从事太阳黑子、小行星、彗星、日月食、彗星撞击木星、人造卫星、流星雨、太阳白光活动精细结构等观测研究。为青岛观象台从撤销至恢复建制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青岛观象台在1978—1993年撤销建制，划归中科院海洋所的15年期间，孙寿甡先生奔走呼吁了整整十五年，经历了保住望远镜、恢复天文观测工作、恢复建制三个阶段。在仅剩一人的艰苦岁月里，得到天文界诸多同仁的热情关怀和支持。1924年曾参与接收青岛观象台的陈展云先生得知青岛观象台被撤销建制划归海洋所的消息时，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天文史迹》中，回忆1928年青岛观象台建立海洋科时指出，“青岛观象台的海洋科是中国最早开办的海洋学机构，应该写入《中国海洋学发展史》中第一页。当年它只是‘寄生’在青岛观象台躯体内，经过60余年的变化，二者间的关系颠倒过来，青岛观象台反而‘寄生’在海洋机构躯体内。希望海洋所当局珍视这个前后相互‘寄生’的姻缘，对现在的青岛观象台亲切扶持这一条遥远流来中间经过几次曲折的小溪不再干涸，涓涓不停滞的长期流下去”。的确，这条小溪不应干涸，青岛观象台作为我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发祥地，这本身就是它存在的价值，何况它的仪器仍可从事一些天文观测研究工作？！天文界的关怀更坚定了孙先生要求恢复青岛观象台的信念。1982年他利用席泽宗院士，北京天文台洪斯溢副台长，郭玉莲研究员在青岛疗养的机会，向他们陈述了青岛观象台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应该恢复天文工作的要求，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回到北京后，立即联名致函中科院数理学部，建议恢复青岛观象台的天文工作。紧接着又与张国栋、邵元疆、李德培、张培瑜、阎林山等先生联名写了配合建议，导致了1983年中科院地学部和数理学部联合下达“关于恢复原青岛观象台天文工作的通知”。从而使中断5年之久的天文工作得以恢复，但建制没有恢复。                                                                      

接着，又是漫长10年的努力。1992年10月，孙寿甡先生利用在北京参加中国天文学会成立70周年的机会，联合了王绶琯院士、曲钦岳院士、席泽宗院士、苗永瑞院士、苏定强院士、熊大闰院士等17位天文学家联名致中科院王佛松副院长“关于将青岛观象台收回天文口的建议”，这些真挚中肯的呼声，终于迎来1993年6月青岛观象台建制的恢复，这是15年来天文界诸位同仁携手努力的结果。 

作为中国科学院 “哈雷彗星观测研究”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孙寿甡先生获1989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199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7年被授予“青岛市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1988年被授予“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被授予“全国优秀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称号。1999年被授予“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工作者”，同年在中国科学院重点课题“我国失控卫星的扑获、长期跟踪和陨落期预报”中，作为主要完成人之一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被山东省科协授予“全省城区科普工作先进个人”。

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天文科普文章300余篇，与人合编《小学电算机知识》、《自然十分钟》、《小学自然疑难问题解答》、《中学自然科学名人词典》等11本科普读物。独立编著《探索宇宙奥秘》一书。在报刊发表天文科普文章400余篇。

瞻望青岛观象台的世纪史，前半世纪，先贤们在内战频繁，强邻逼伺的夹缝中艰难地为我国天文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后半世纪又遭“十年动乱”的干扰和破坏，但其天文工作始终坚持未辍。如今，作为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必将追随先辈们的脚步，让青岛观象台重新焕发生机，为我国天文事业和天文普及事业再谱新章！

            工作中的孙寿甡先生